1896年雅典奥运会

    肇始于1896年的四川大学与现代奥运会同庚，自然而然的川大情结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尤其是听说2008年6月18日奥运圣火将在四川大学校园传递，心情一时颇为激动。这一天正好是四川大学的起源——四川中西学堂的创办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奥运圣火成都传递改变了线路和日期。因此，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与四川大学校园擦肩而过。

    但是，值得高兴的是，在6月5日的奥运圣火成都传递中首棒火炬手奥运冠军张山就是四川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也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第三棒火炬手则是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倒数第二棒火炬手奥运冠军朱玲也是四川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另外，还有火炬手“超女”张靓颖是四川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生。

    当然，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还有四川大学毕业生——中国男子排球队主教练周建安，四川大学在册学生——女子网球运动员郑洁和晏紫，以及部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他们将开幕式文艺节目的表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在112分钟后开幕，让我们共同祝愿——北京吉祥，中国加油，川大雄起。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1863-1937）

    勒巴龙·皮埃尔·德·顾拜旦，法国巴黎人，男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起人，奥林匹克会徽、奥林匹克会旗设计者，世界著名的国际体育活动家，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

四川大学之父鹿传霖(1836－1910)

    鹿传霖，直隶定兴人，字润万，一字滋轩，亦作芝轩，号迂叟，赠太保，谥文端。历任桂林知府、福建按察使、四川布政使、四川总督、广东巡抚、河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和军机大臣等职。

1902年的四川大学

周二，到办公楼前，通知大家停止上班……在学校抗震指挥部待命……在研究生院报告厅参加学校工作会议，谢校长和杨书记讲话中余震……在家住宿

周三，正式恢复上班，与学校有关部门进楼检查两栋大楼，其中一栋问题较大……在家住宿，修改学生毕业论文，邮件和电话联系

周四，正常上班，给学校报告安全问题……在家住宿，继续修改学生毕业论文，邮件和电话联系

周五，正常上班，与学生讨论毕业论文……与学校有关部门再次检查档案馆大楼，无结构安全问题……现在办公室计算机前

其间，除家人外，接到上海、北京、昆明、贵阳、重庆、南宁、三门、南充、成都等地同学、朋友、学生电话和短信，谨同祝平安

唯一挂欠的是，我的研究生、在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工作的李清茂自5月12日起，一直电话不通，不知近况。心中祈福，遥祝平安！！

日日有余震，时时长挂念；家家共安顺，人人同此愿。

附记：刚刚接到杨峰的电话，已经与李清茂的家人取得联系，安然无恙！幸甚！！（18：18）

    公告一：四川大学档案工作会议隆重召开（http://202.115.32.34/news2007/2008-1/2008115101721.htm）
    这是四川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校档案工作会议，有七位校领导（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志强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孙卫国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院士，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周学东教授，四川大学纪委书记徐兰教授）出席会议，有近两百人参加会议（部分相关处级干部参加学校组织的出国培训而没有到会），校长谢和平院士在会上发表一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

    校长谢和平院士首先代表学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在会上获奖的21个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奉献在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岗位上的各位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校长谢和平院士在充分肯定学校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近几年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基础上，结合学校110周年校庆和本科教学评估等工作，全面论述了学校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记录学校发展历程、延续学校办学传统、弘扬学校文化精神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校长谢和平院士指出，根据学校建设中国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发展目标，在今后一个时期，学校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要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必须突出一个中心，明确五项任务。其中，一个中心就是要以学校发展为中心，以服务于学校确定的长期的发展目标为根本，以服务于不同时期学校发展中的重点工作和核心工作为抓手，形成适应中国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建设需要的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新局面。关于五项任务，校长谢和平院士指出，一是长期做好基础性管理服务工作，下苦功夫做好校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二是认真做好档案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加大投入开展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三是切实做好档案的编研和开发工作，要如同做其他科研项目一样规划和实施校史研究工作。四是积极开拓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的新领域，真正做到在工作中具有发展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五是努力建设展示和弘扬学校优良校风和学风的园地，以优秀的大学文化影响社会并且引领社会。校长谢和平院士衷心地希望全校档案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全国档案工作者提出的“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思想，维护历史面貌的求实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艰苦拼搏的顽强作风”的具体要求，在学校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中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更好地把握规律性、更好地彰显创造性，为建设中国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为构建和谐川大做出更大、更新的贡献。

    公告二:中共中央组织部检查验收四川大学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 (http://202.115.32.34/news2007/2008-2/2008226101729.htm)
    假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开始接受检查验收，四川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所中管高校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检查验收并予以通过，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和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参加了检查验收。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中伯同志主持了在四川大学行政楼320会议室举行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检查验收四川大学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汇报会。会上，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在简要介绍四川大学的发展情况后，校长谢和平院士分析了档案工作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在学校干部工作、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校长谢和平院士对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四川省委组织部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学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恳请各位领导对我校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给予全面的指导。
    在成都花园宾馆三楼会议室举行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检查验收四川大学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意见反馈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信息管理中心中管干部信息档案处长何新红同志代表检查验收组介绍了我校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考察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厅级巡视员、办公厅副主任兼信息管理中心主任郭瑞廷同志对我校作为全国第一所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检查验收的中管高校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并且对我校如何进一步搞好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在听取了反馈意见后，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杨泉明书记代表学校感谢检查验收组给予学校工作，尤其是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悉心指导。他明确表示，学校组织、人事、档案和相关部门要把检查验收组的宝贵意见及时地传达、落实和贯彻下去，巩固成绩，明确差距，开展整改，改进工作。他要求，要进一步提高对干部人事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学校干部人事档案人员的素质，进一步加强干部人事档案规范化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努力为学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重读宓浩

《图书馆》1997年第5期

    如果谁在评述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忽略了宓浩这个名字，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他或许并不了解8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那段轰轰烈烈的日子，他或许并不了解曾被人称为“知识交流学派”的那个群体。
    作为宓浩老师的学生，当我再次拜读那篇堪称学术檄文的《春光关不住》时，其中的一段文字颇引人深思： “理论尤其是它的基础研究不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于实践之上的。当前，思想‘逆反’的结果，说不定会导致对基础研究的‘狠命一击’，而使它已有的光影顿然黯淡下来，我们应当防止这类现象的出现。”[1]九年过去了，言犹在耳，面对现实， 我感受到一种不幸而言中的尴尬。
    与著作等身的理论巨匠相比，宓浩老师留给我们不多的文字或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他短暂而生机勃发的学术春天里，几乎每一个文字都启迪着人们的深刻思想。正好经历了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最辉煌的十年，他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两大贡献——“知识交流论”的创新探索和理论研究现状的深刻剖析——正是这一发展时期的学术活跃和理论开拓的体现。英年早逝的宓浩老师曾被他的学生范并思称为“新中国图书馆学的一颗流星。”[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自90 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沉默时期，流星曾经滑过的天空今天与过去不再一样，于是，我们时时回味那天空的璀灿，回味那流星的光环。
    在我看来，宓浩老师的学术感染力与其语言感染力密不可分，曾有人说宓浩老师的语言风格与美国图书馆学大师谢拉颇为相似，[3] 他的语言平和而生动、敏捷而有力。“如果我们透过纷呈百态的图书馆表象活动和多种形态深入一步，可以发现，在图书馆的动态发展后面，在图书馆活动以及为数众多的图书、情报、资料等相关活动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个理性的、具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4] “事实现象或工作程序的罗列决不能替代理论的抽象与概括”，[5] ……宓浩老师的论述深入而浅出，深遂的思想时常与机敏的语汇相伴，发人深思却又不失学术的探求，思维灵巧却又易为他人理解。
    面对图书馆学，是以理论的虚无来逃避严峻的挑战，还是以理论的探索来回应现实的漠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学术的敏锐性，对理论的洞察力和对发展的前瞻性是我们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学术荒漠构筑理论大厦的保障。正视这样的现实——“并不年轻的图书馆学处在亚节奏的发展中，凝固在超稳态的状况中”，[6] 宓浩老师以其一针见血的剖析和不留情面的批评，严肃地告诉我们，漠视理论、理论的无力、强烈的封闭性严重阻碍着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并将影响事业的发展。当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陶醉于图书馆学新时期刚刚取得的一点成就时，对《图书馆学基础》的批评和修正初步显现了宓浩老师对一部全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的孜孜追求，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知识的组织和知识的传递，这就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和基础内容。”[7] 当我们正在对图书馆学新时期十年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力图寻找新的对策时，宓浩老师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要加强对宏观现实问题的研究，[8] 并且向我们奉献了宏观现实问题研究的力作——《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者们传诵一时。[9] 当我们还在为“新理论虚无主义”的出现困惑不已时，宓浩老师极其全面地剖析了理论研究取向的两种偏颇性，一方面“对学术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学科分支的出现，要求以博采态度，要善于吸收合理内核，而不是‘皱起眉头、瘪紧嘴巴、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对于站得过高的同志，希望‘下凡人间’，明瞭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生根。”[10]透过宓浩老师平实之中显露犀利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洞察他时刻把握学术研究脉络的时代感和准确辩析理论思维取势的前倾性，以及与图书馆学研究紧紧联系的执著感。即使在生命最后时间的最后文字中，他依然有着理性的睿智和不穷的追求：
    “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问题，近年来主要集中于战略思想的讨论，从中我们得到了不少教益。但战略思想毕竟是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不能认为战略思想明确了，事业的发展就顺乎其然了。就图书馆事业的宏观组织管理来说，可以研究的问题仍有许多……怎样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使理论切切实实地为事业发展作出一点贡献，应成为我们当前研究的重点内容。[11]”
    宓浩老师的寓图书情报工作于一体的理论成果《图书馆学原理》是他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专著。从书中，我们不仅再次领略了他思想的敏锐，而且充分感受了他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开拓性和探索性。宓浩老师在学术研究中的这种颇似青年人的开创精神，在他的学术论文如《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发展方略和突破口——再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等文章同样得以显现，他提出的“多层次、多模式、多兵种”，“一个核心，几对关系”[12]等观点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研究颇具影响。
    《图书馆学原理》不是一本传统意义的图书馆学教材，而是向传统定势发起挑战的集理论专著与教材为一体的学术成果，虽然这并不是一本完美的东西，正如宓浩老师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任何教材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内认识的产物，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13]“把图书馆活动放在知识交流的框架中运转”，[14]这是宓浩老师“知识交流论”的基本出发点。严格地讲，宓浩老师并非“知识交流论”的开端发凡者，但正是他第一次全面阐释了图书馆活动的知识交流本质，第一次以“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武器。《图书馆学原理》仍然是“以知识交流原理解释传统的‘概论’内容”，[15]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理论窠臼，没有完成在新的理论武器和新的理性原则下“重建图书馆学”的重任。同时，“知识交流论”本身尚不完善，如“较少关注图书馆的内部活动，对图书馆的‘非直接参与交流’的活动，缺乏理论解释力；”[16]从其理论出发点来看也并不十分准确，用“文献信息交流”作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认识似乎更为贴切[17]。但从《图书馆学原理》，从《知识、知识材料和知识交流》、从《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从《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从《关于大学图书馆教育改革》，……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拓荒者的起步、曲折和行进的艰难历程。
    全面审视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从一片空白到百废俱兴，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难免泥沙俱下，终于从热情积攒到难得沉寂，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也许会更显理智。对研究格局的演化必须认真地加以评析，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们还缺乏当年范并思《新时期十年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那样的反思力作，也等待久未露面的范并思或其他有识之士推出新的高屋建瓴之作。然而，要把握从理论亢扬到学术冷静的转变过程和思想轨迹还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是我们不能不关注和认识他们——走在图书馆学研究前沿的人。宓浩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曾经走在图书馆学研究前沿的人，从一个初涉图书馆学园地的“新秀”（正是历史的原因造就了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新秀”），他迅速成为一个颇具理论大家风范的学俊。宓浩老师既具有第二代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清醒头脑、稳重心态和扎实功力，又具有第三代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某些鲜明的特点——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热切地呼唤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如何在继承中寻求发展，置身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氛围中，面对着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形成良好的研究素质已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不仅关系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的质量，而且是我们摆脱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困境的关键。今天，许多第二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如黄宗忠、周文骏、吴慰慈等知名学者仍然在奋力搏击，许多第三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如刘迅、葛民、刘洪波等中青年学者却悄然隐去，许多第四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则极不成熟。面对更多的理论压力、经济压力和发展压力，从宓浩老师他们那里汲取养分，向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学习，重组图书馆学研究队伍是重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宓浩老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扬的理性原则、良好的研究方法、极大的理论热情、敏捷的热点追踪、洞彻的问题解剖、准确的远景展望……重树图书馆学的科学理念，强化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形成良好的理论研究效益，勇于面对宏观现实问题，这是每一位以图书馆事业、以图书馆学的发展为己任的有识之士必须认真重视的问题。
    当年人们曾经把宓浩老师为首的一批中青年图书馆学研究者称为“知识交流学派”，其中绝大部分是宓浩老师的学生，其理论宣言就是在杭州基础理论研讨会投下“重磅炸弹”并广为传诵的宓浩、黄纯元合作的《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严格地讲，“知识交流学派”并未真正形成，但它毕竟在图书馆学研究的那个“沸腾平升”中有过短暂的活跃。宓浩老师曾渴望着形成能真正推动学术发展的理论学派并一直致力于“知识交流论”的构建、完善和发展。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认为，必须把握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机制和社会联系，力求反映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新成就，敢于发展新思想、新观点，形成新学派。”[18]“知识交流学派”的创建以失败而告终了，但其历史作用仍然不能完全抹去，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一种学术清谈之风，对此，宓浩老师也曾因自己作为一个“鼓手”和“呐喊者”的责任而自嘲。[19]短暂的“知识交流学派”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需不需要新的学派，会不会产生新的学派呢？学派的出现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会极大地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发展，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学术交融、形成学术壁垒。但其消极作用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而最大程度地消解。我们需要新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学派，并以此带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或许，我们应该想的是：新的学派能否产生？因为研究队伍亟需重组，理论大家并未出现。新的学派的产生尚需假以时日。在重读宓浩老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时，我重又提及那个并不成功的“知识交流学派”，期待着真正意义上的学派的产生。
    一切过去的都将成为最美好的回忆。回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迪。我们能从宓浩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呢？

【参考文献】
    〔1〕、〔10〕、〔19〕，宓浩， 春光关不住——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研讨会讨论随感，图书馆学通讯，1987（3）：72—74
    〔2〕文丰，建平，忆宓浩老师，图书馆，1990（5）：66—68
    〔3〕、〔15〕，范并思，葛民，党跃武， 弘扬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加藤一英《图书馆学导论》三人谈，图书馆，1991（1）：9—16
    〔4〕、〔13〕、〔14〕、〔18〕，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08；319；3
    〔5〕宓浩，也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问题， 图书馆学研究，1983（3）：19—20
    〔6〕宓浩，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图书馆学通讯， 1986（2）：85—87
    〔7〕宓浩，良好的开端，更高的期望——评《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学研究，1983（3）：26—29
    〔8〕黄纯元，宓浩，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大学图书馆通讯，1985（6）：9—12，8
    〔9 〕宓浩，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图书馆，1987（6）1—5，10
    〔11〕宓浩，代序，见：研究生论文集，第四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1988：1—2
    〔12〕宓浩，黄纯元，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资料工作通讯，1985（2）：4—9
    〔16〕刘洪波，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图书馆，1991（2）：13—18，48
    〔17〕卿家康，也谈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兼评几种现时流行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通讯，1986（2）